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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視無產階級政黨的政治紀律。他們在《共產主義者同盟章程》中指出，盟員應“始終力求做到以原則為準繩”，對如何遵守政治紀律提出了明確要求。

在改組正義者同盟、創建共產主義者同盟的過程中，馬克思恩格斯提出：“要使無產階級在決定關頭強大到足以取得勝利，無產階級必須組成一個不同于其他所有政黨并與它們對立的特殊政黨，一個自覺的階級政黨。”而要建立這樣一個政黨，必須堅決捍衛科學共產主義的政治立場和根本原則。當時，同盟成員魏特林曾以辛辣的筆調揭露和批判資本主義社會，是“德國無產階級的第一次獨立理論運動”的代表人物。因此，馬克思恩格斯對魏特林寄予厚望。然而魏特林卻在同盟針對“真正社會主義”者克利蓋的原則性聲討中，公然與組織背道而馳，出面為其辯解。馬克思恩格斯在看到魏特林對錯誤觀點執迷不悟后，認識到如果繼續同他合作，必然會對無產階級運動造成巨大危害，于是堅決同魏特林決裂。

不僅如此，馬克思恩格斯還在同盟內部進行了長達十天的長時間辯論，以澄清是非、肅清影響，直到“所有的分歧和懷疑終于都消除了，一致通過了新原則”。在此基礎上，他們改組同盟為“共產主義者同盟”，并接受委托起草了同盟的新綱領《共產黨宣言》。

在領導共產主義者同盟開展工人運動過程中，針對在革命高潮階段出現的部分盟員各行其是的情況，馬克思恩格斯進一步明確要堅守統一領導原則。這一時期，領導柏林工人組織的共產主義者同盟成員波爾恩為了能夠“在自己周圍糾合一群人”，竟然在工人組織中把《共產黨宣言》中確立的科學原則同蒲魯東的觀點混雜在一起。馬克思恩格斯對其進行了嚴厲批判，指出波爾恩的行為實質上是希望通過原則上的讓步“討好一切人”，最終團結起來的也只是一群“烏合之眾”。馬克思恩格斯強調，無產階級政黨制定紀律的目的不僅僅是用來糾正組織內部的不良行為，更應成為一種“成了習慣”的自覺自愿的服從。唯有這種“旨在實現一定目的的那種精神和肉體的結合”，才能保證黨的行動“像一部機器一樣”，使黨能夠“作為一個整體來行動”。

1848年歐洲革命失敗后，世界工人運動陷入低潮。與此同時，“一個新的、空前未有的工業繁榮時期已經開始”。馬克思恩格斯根據當時的形勢，決定改變黨的斗爭策略，由準備起義轉為長期積蓄力量。這一策略在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內部引起分歧，維利希和沙佩爾受到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影響，非法組成“中央”，極力反對這一轉變，并鼓動工人馬上奪取政權。馬克思恩格斯對他們的分裂行為進行了有力回擊，委托共產主義者同盟科倫區域委員會組織新的中央，并通過決議將沙佩爾等人開除出黨，有力地維護了無產階級政黨的團結統一和中央的權威。

以原則為準繩，是馬克思主義政黨不斷發展壯大的重要保證。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始終強調黨在思想和行動上的統一、黨的政治和組織原則的有效貫徹以及黨的紀律得到嚴格遵守執行。馬克思恩格斯在總結國際工人協會同各種機會主義斗爭的經驗時就指出：“為了保證革命的成功，必須有思想和行動的統一。”列寧在領導馬克思主義政黨建設過程中，確立了黨的團結統一原則、民主集中制原則、黨內民主和黨內監督原則等黨的政治建設基本原則。把這些原則同各國實際結合起來，創造性地進行黨的政治建設，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發展史上的一條重要經驗。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便高度重視政治紀律。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實踐中，我們黨一方面因時因地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制定合乎實際的路線方針政策；另一方面以黨的原則為紅線，嚴格要求黨員干部遵守政治紀律。始終堅持以原則為準繩，使得我們黨從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斗的黨，轉變為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并長期執政的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邁上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

講黨性、講原則是對黨忠誠的體現，是黨組織對黨員的基本要求。共產黨人在原則問題上決不能含糊、決不能退讓，否則就是對黨和人民不負責任，甚至是犯罪。在二十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進一步筑牢政治忠誠，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要同黨中央同心同德，把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轉化成聽黨指揮、為黨盡責的實際行動。要堅持原則、勇于亮劍，敢斗善斗、擔當盡責，堅定不移正風肅紀反腐，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新征程上，黨員干部要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以原則為準繩，把黨的偉大自我革命進行到底，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提供堅強保障。（呂宇乾）